家电业知识产权开始改变高炉

家电业知识产权：开始改变

家电业知识产权：开始改变 2011： 现在，彩电业的巨头们终于肯坐到一起，讨论知识产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就在几个月前，知识产权部门在他们的公司里还只是一个小角色，就算遭遇专利诉讼、美国337调查等挫折后，知识产权依旧没有进入企业最高层的决策视野，没有达到战略高度，只是被动地应付，好了疮疤忘了伤。 然而现在，甚至有一些国际化走在前面的企业，已经开始主动邀请专业人士到他们公司为高层集体讲课，为公司拟订法律条款，为国际化搭建知识产权保护架构。在以前，就算这些专业人士登门送经，也不见得能吸引忙碌的企业老总们。 促成这些企业发生转变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中国企业的日益壮大，国外企业开始重视来自中国的竞争者们，当他们看到无法用价格、质量等手段打垮中国企业时，知识产权成为最有力的打击工具，从个别企业的专利诉讼，到国外联盟的标准垄断，乃至外国政府的商业调查，知识产权成为阻碍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最大障碍。 而促使企业家们发生如此迅速转变的直接动因来自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去年12月21日，中国主要彩电企业高层领导齐聚四川绵阳举行高峰会议，会上宣布成立视像协会的“知识产权指导委员会”，以协会的手段帮助各个企业提高知识产权水平，建立整个行业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共同推进应对国外公司针对行业的知识产权诉讼。 法律架构－就是落到实处的国际化在彩电高峰会上，美国威尔逊·桑西尼·古奇·罗沙迪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前华为法律部部长张旭廷以知识产权战略和国际化战略为主题的演讲，博得现场老总们持续不断的掌声。演讲一结束，张律师就被几家企业“预定”到公司总部为全体高层做培训。 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路上最大的障碍，去国外销售，且不说商业模式如何，一旦踩到知识产权的地雷，就被一票否决。像海信的商标在德国被恶意注册，脸还没露出来就被搂头盖住了，没有事先探好路，落到别人的陷阱里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最近南方汇通硬盘被日立起诉，对方一定告的是恶意侵权，一定会要求三倍赔偿，这和当年思科起诉华为的路数一模一样，一旦中国企业败诉，产品在国外卖的越多，赔的就越多。 知识产权成为国际化最大的风险，其带来的损失不光是经济上的赔偿、市场的丧失，还有品牌的降低，公司形象的受损，显性和隐性的各种后果无法预计。 国际化需要翔实的策略和计划，国际化战略从公司整体规划的角度看是战略层面的考虑，但更需要战术层面的执行，从经营的便利性到税收的优惠决定合同具体的签约方式，这其实是法律战略。比如同样的产品同美国商人签的合同就与同德国商人签的不一样，因为法律不同、税收不同；同发达国家签的和同发展中国家签的就不同。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汇率的风险、货币贬值的风险、外汇管制的风险要比发达国家大。同一个国家对不同产品关税定价不一样所以产品的合同定价也不同。国际化不是空话，而是落到实处、扎扎实实的知识产权和法律架构。 专利诉讼告别单兵作战 高峰会上，张旭廷又多了一个新的头衔—视像协会首席法律顾问，知识产权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所在的威尔逊律师事务所被聘为知识产权指导委员会独家合作伙伴。威尔逊律师事务所是美国著名的知识产权诉讼大所，包括惠普、SUN等硅谷一半的高科技公司都是该律师所客户。委员会吸纳外脑是希望能为成员提供专业的指导。 像以前企业面对国外诉讼，往往愿意单打独斗是因为合作的条件还不成熟，效果可能还不如企业自己干，现在指导委员会有专业人士，面临诉讼，不同的企业贡献不同的资源，只要合作带来的利益大于企业单干，百分之百的企业都会支持。视像协会副秘书长郝亚斌说，在这次高峰会上企业老总都一致欢迎这种合作方式。 通过制度的建设，协会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企业的一些积弊，面对国外成熟企业，单靠一个企业的对抗力量是有限的，涉及整个行业的，协会调动集体资源，代表会员企业做知识产权的集体诉讼和谈判。国外企业也就不敢轻易来找麻烦。 另外，知识产权指导委员会将给会员提供大量的各个领域的知识产权纠纷信息，比如这次南方汇通被告的四个专利中，有两个就是威尔逊律师事务所十年前代表被告和IBM打过官司的案子，这种信息对于中国企业至少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预警，诉讼的技术一定是最热的、经济利益最大的技术，企业要对照检讨自己是否存在问题，即时补漏。二是一旦企业遇到同类诉讼可以有前车之鉴。 同时，指导委员会还考虑为会员提供更深层次的专业服务，比如国际化、知识产权谈判都会涉及大量的谈判合同，委员会打算在网站上提供各种合同模板供下载，模板是国外成熟的经验的浓缩，反映这类生意必须考虑的要素，给会员提供商业的基础性框架。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专利制度？ 张旭廷说，他们在为企业培训时努力推行专利委员会制度。每个公司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独立机构，其构成既要有做市场的，又要有搞研发的，还需要懂法律的。这是公司里一个独立的决策机构，判断一个新的技术能不能形成专利，需要不需要申请，到哪里申请，如何申请，需要保护的时候是采取专利保护还是商业秘密保护，或者干脆公开掉。综合考虑公司的市场策略、研发策略和知识产权策略，最后做一个独立的决策。 对于企业，不是技术挂帅，而是利润挂帅。首先找利润点，再看技术能不能做到，如果可以，再看公司能不能加以专利保护。申请专利由三方共同决定，技术部门判断是不是领先市场上的其他技术，法律部门分析符不符合专利申请条件，市场部门看市场价值。这三方都有一票否决权。只有三方都通过了，才是商业和专利的成功融合。这些人是需要既了解企业远景，又深刻熟悉自己领域的。 但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是，技术人员只管技术，法律人员只懂法律，销售人员只考虑卖，卖掉了会不会有后患，甚至赔钱都不管。所以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一定是一把手工程。只有老总重视了，才能调动各方资源做起来。 值得高兴的是，中国企业老总已经认识到危机了，只是根据各个企业实际情况程度大小不同。他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第一没有专业知识，不知道怎么做，需要指导。第二没有资源，能够胜任的人才，尤其是法律人才匮乏，这也是需要企业人力和物力投入的。 郝亚斌说，这些大企业的老板们很务实也很忙，既然现在能主动安排和律师的交流，就一定会安排后续工作的。但如何将老总的意识转变成企业的意志，形成企业制度化和自觉的行为还是需要一步步来的。我们希望企业真正认识到利用知识产权战略和专利战略来维护和保障企业利益的重要性。至少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打动了这些企业家。 交流胜于对抗 提到知识产权，中外企业似乎只有战争，其实合作交流的平台也很重要。就像中国政府加入WTO之前，和国外的经济纠纷只有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制裁、禁运等等，结果是双输。现在有了WTO平台，中外之间的经济纠纷可以坐下来谈判，有了共同的规则也就有合理的预期，各自政府再通过自己的智慧获得最大利益，结果是双赢。 中外企业的知识产权矛盾要想获得双赢的结果，就必须有交流的平台和双方都认可的游戏规则。“中美高科技企业CEO知识产权对话”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视像协会计划从今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 对话是从比较高的层面达成共识。这其实就像一个诉苦会，让双方都理解对方的难处。中国在加入WTO后，知识产权无论是政府立法还是企业做法都在改善，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尤其是在中外经验、文化和法律体系差异的情况下，更是需要相互交流达成理解，而不是对抗可以解决问题的。 知识产权在中国不过几十年时间，让中国企业家对它认识，并贯彻下去需要过程。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中国企业需要国外企业的帮助，而不是一遇到问题扛上枪就干，要先有沟通、预警的机制，彼此可能都有不了解的地方，需要在这个平台上提出双方都认可的规则，一起来玩这个游戏。中国经济的繁荣最终对国外企业也是有很大的好处。 菲利浦曾经是知识产权诉讼的旗手，就在去年他们也认识到，一味打压中国企业最终自己也受损害，毕竟中国庞大的市场不可替代，菲利浦也逐渐改变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方式，以亲近合作的态度接触中国企业。 打个比方，卡迪拉克在中国农村起的作用不见得比拖拉机大，乡间的小路它开都开不进去，所以我们现在把卡迪拉克的轮子拆了安在拖拉机上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有等修好了大马路，其他条件都具备了，卡迪拉克才能实现它的效应。同样，只有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善，中外企业之间的分歧才会越来越小，而这需要不断的沟通和交流。 改变从现在开始 知识产权指导委员会还希望能做行业的专利地图，比如说数字电视行业。现在很多行业非常热，越热政府就越要做，新投入者才会知道面临的竞争者是谁，能不能竞争过别人，优势在哪里，技术的切入点在哪里，找谁合作，向谁学习，从哪里挖人等等，指导行业发展。同时，这也可以作为政府支持重点工程的科学决策依据。由国家或者行业协会组织制作的专利地图具有产业规模、宏观视野和科技政策导向意义，以支持国内产、学、研界技术发展。 同时，某种形式的专利或者技术联盟也正在知识产权指导委员会酝酿中，以增强单个企业的力量，对抗国外3C、6C等各种联盟体。 也有企业说我们尊重这样的产业分工，OEM很好，没必要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对我们是奢侈品，是要冒风险的。 郝亚斌说，如果视像行业协会现在不做这些事情，以后一定会后悔的，数字电视发展面临的专利和标准的问题比以前更多，从行业来讲，音视频专利和标准与国外的差距还很大，如果我们的企业想做成百年企业，想持续发展，改变就要从现在开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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